（一）

《大公报》的《回归话当年》版写银都机构名誉董事长廖一原，提到五六十年代长城、凰凤、新联三家左派电影公司的旧事，陈述当年港英政府处处提防爱国思想的蔓延。我小时候看过很多这“三公司”出品的电影，至今记忆犹新。那的确是作风正派、满心理想的电影工作者的优秀作品，内容健康高尚，艺术水平不低，一些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改编的钜片尤其可贵。《大公报》提到当时一股爱国进步力量开始在影圈中形成，“读书会”等组织应运而生。五二年一月形势逆转，港英政府突然发难，在港的左派影人刘琼、舒适、沈寂、司马文森、白沉、马国亮等十人列入黑名单，一夜之间全部驱逐出境。此后一段很长时间，港英政府对左派电影多方卡压，南方影业公司发行的内地影片，只要主题、内容稍为牵涉爱国主义或民族意识，尤其是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史实的影片，都遭到当时电检处的百般刁难和限制，以种种借口禁映。《东方红》、《林则徐》、《青春之歌》等影片都不能和群众见面。在内地文革和香港反英抗暴的冲击下，廖一原和演员傅奇、石慧等都被港府投入摩星岭“集中营”里。

（二）

殖民主义统治自然不能容许殖民地人民激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香港当年走过的殖民道路，的确影响深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过来的趋势。香港中文地位和中文教育问题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新华出版社香港回归丛书之《香港的文化》里指出，香港一九四五年以前实行的是殖民主义教育，一九四五年以后则推行了实用主义现代化教育。一九0一年，港府设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提出报告书定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将教育经费和资源集中提供给少数上层华人子弟，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服务；二是强调英文教育，让华人对帝国产生好感，教育经费才花得值得。一九一一年成立的香港大学，实行的是英式大学的精英制度。经过了第二次大战的惨重损失，四六年开始，香港极力恢复转口贸易的地位，十几年间经济进入转型期，迫切需要一支有文化、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大军，必须把普及教育提上议事日程。教育的重点於是进入了为经济服务、为工商业服务的阶段。《香港的文化》一书的作者周毅之认为，英国百多年来在香港所办的教育，前半截是为旧式殖民统治服务，后半截是维护其新式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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