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时，叔叔保罗（我就是用了他的名字）死于心脏病。父母带我去芝加哥参加他的葬礼，并拜访父亲一方的亲戚，那里的很多人我从未见过。我们去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次旅行还不错，算得上是一次必要而令人兴奋的旅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很可怕的。我那时深深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在我十九岁生日过后两周，她就成为我的妻子。有天晚上，我对她的渴望就像烈火一般在身心里燃烧（哦，没错，也在我的下身烧着），这使我无法自控，于是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写得没完没了，把整颗心都掏出来了，而且还不想回头看看自己到底写了点什么，因为我害怕怯懦会让我停笔。我没有停笔，当头脑里有一个声音叫嚷着，说寄出这样的信你简直是疯了的时候，我已经要把心挖出来捧到她手里去了。所以，我像孩子似的冲动得不顾一切后果。我常常想，不知道詹妮丝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却总也提不起勇气去问。我只知道，葬礼之后，我翻她的物品，但没有找到那封信。当然了，这事本身并不说明什么。我想，我从没问过她，那是因为我害怕发现，那封滚烫的信对她的意义并没有我自己体会得那么深。

我写了足有四页纸，我觉得自己此生都不会再写更长的东西了。可看看这个，看看所有这些，我都不知道何时会有结尾。如果我早知道故事会拖得这么长，就可能根本不去开头了。我没想到的是，写这件事会开启多少扇门，似乎我父亲的旧钢笔不是真正的钢笔，而是某种奇特的万能钥匙。或许，那只老鼠汽船威利，即叮当先生，也就是绿里上的老鼠，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没动笔写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他（的确，我已经把它当作“他”了）有那么重要。比如说，在德拉克罗瓦还没有到来前，它那种好像在寻找德拉克罗瓦的样子，我觉得这事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总之，从没用显意识去思考过，直到我开始写作时，我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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