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穆尔斯的家在奇姆尼山中，有二十五英里的路程，可哈里·特韦立格那辆又老又破的农用卡车却跑了一个多小时。我和约翰·柯菲坐在后车厢里，身上裹着细心的哈里带来的毛毯，看上去像两个印第安人。一路上真是让人惊魂不定。每一次拐弯、每一次颠簸、每一次下冲、还有两次有卡车迎面开来时我们都觉得胆战心惊，我想，虽然每一个细节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但我依然没法巨细描写出当时的感受。

那感觉主要是迷失感，深深的、可怕的迷失感，就像小孩子意识到自己不知怎的走错了路，所有的路标都是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我和囚犯一起在外过夜，而且不是一般的囚犯，那囚犯被控谋杀了两个小女孩，为此受到审判，被判了死刑。如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无论我是否相信他的无辜都没有用处，我们自己都得进监狱，甚至可能包括迪安·斯坦顿。就因为一次糟糕的处决，就因为相信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体形巨大的笨蛋能治好一位女士不治的脑瘤，我就把一生的工作和信仰都丢开了。但是，看着约翰仰头凝视星空，我沮丧地意识到，我已不再相信那些东西了，哪怕我曾经相信过。我的尿路感染现在似乎已是遥远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那些艰难和痛苦，一旦过去了，就不再重要了（母亲曾说过，如果女人真能记得生头胎时痛得多厉害，就决不会生第二个）。至于叮当先生，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不也错误判断了珀西对它伤害的严重程度？再说约翰，他是真有某种催眠魔力的，至少这一点确实无疑，难道他就没有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看见了其实我们根本没看见的东西？还有哈尔·穆尔斯的事。那天我贸然闯进他办公室时，我见到的是颤抖瘫软、眼泪汪汪的老人。但我觉得这根本不是真实的监狱长。我觉得，真正的监狱长，是折断想要袭击他的狱犯手腕的那个人，是对我说无论谁负责行刑都会把德拉克罗瓦烤死的那个人。难道我真以为哈尔·穆尔斯会俯首帖耳站在一边，听任我们把被判杀害了两个女孩的死囚犯带到他家里，去碰他的妻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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