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我把两个行李箱和我的笔记本电脑扔进我那辆中型雪佛兰的后备厢，开始从车道倒车，但马上又停下车，再次走进屋里。屋里空荡荡的，有一点凄凉，像忠贞不渝的爱人忽然被人甩了，却百思不得其解。家具都还没盖防尘套，电也没断（我心里清楚我的“旧怨湖大实验”可能很快就宣告彻底失败），但这班顿街14号给人的感觉却仍然像没人住的废屋。一个个房间满是家具，应该不至于会有回音，但我走在中间，却有回音传来。到处都是游尘飘移的蒙蒙光线。

我书房里的电脑显示器蒙着防尘罩，看起来活像刽子手的脑袋。我跪在书桌前，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四令纸。我拿起一令纸夹在腋下，刚起身走开，又回过头来。乔那张穿着泳衣的惊艳照片，我收在中间的大抽屉里了。我拿出照片，撕开我拿的那一令纸的包装边缘，把它像书签般夹在中间。我若真有幸能重拾写作，而且还写得下去，就可以在写到第二百五十页时，和乔重逢。

我离开屋子，锁上后门，坐进车里，开车离开德里。而且，就此一去不回。

在这之前，我有好几次真的很想回湖边一趟，看看整修的工程做得怎样——那次的整修工程，到后来比比尔·迪安原先想的要大很多。挡下我没去的理由，是我心里有一种感觉，用理性说不清楚却依然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应该去。我回到“莎拉笑”的时候，就应该是打开行李长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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