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又到Л城去了。我极力使自己相信，我是去看加京的，但是我暗中却实在想去看看阿霞在干什么，她的举动是不是还像昨天那样地“古怪”。我看到他们都在客厅里，唉，真奇怪！——这是不是因为我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苦苦地想念俄罗斯的缘故呢？——我觉得阿霞完全是一个俄罗斯的少女，还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几乎就像一个女仆。她穿着一件窄小的旧长袍，头发梳在耳朵后面，静静地坐在窗前，带着一种朴实的、温顺的神情在绣架上刺绣，就像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别样事情一样。她几乎什么也不说，只是凝神地望着她的绣品，她的脸上笼罩着一种平凡的、日常的表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家乡的卡佳、玛霞们来。就像故意来完成这种相似一样：她开始小声地唱起《亲爱的小妈妈》了。我望着她的带黄色的、没有生气的脸，想起我昨天晚上的那种思想，我也不由得忧愁起来。天气是出奇的好，加京告诉我们，他要去野外写生，我问他愿不愿意让我跟他一块儿去，我去了会不会妨碍他。

“正相反，”他答道；“你可以给我贡献好的意见。”

他戴上一顶凡·戴克式的大帽子，穿着工作服，胳膊底下挟着速写本动身走了，我跟在他的后面。阿霞留在家里。临走的时候，加京关照她去看看汤不要烧得太清了，阿霞答应照料厨房的事。加京走到一个我早已熟悉的小山谷，在石头上坐下来，开始画一棵桠枝向四面伸出来的空心老橡树。我躺在草地上，拿出一本书来。我还不曾读上两页，他也不过涂污了画纸，我们就越来越起劲地谈起来了。我们讨论着，而且非常聪明、非常细致（至少我是这样看法）地讨论着：人应当怎样工作，什么是应该避免的，哪些规律是可以遵守的，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画家的真正的作用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后来加京说他今天“没有兴致”，在我的旁边躺下来，于是我们这种年轻人的谈话就没有任何阻碍、自由地倾泻出来，一会儿热烈，一会儿沉思，一会儿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谈话总离不开俄国人爱用的不明确的言辞。我们畅谈了一番之后，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做成功了什么事情以后的满足的感情，我们就回家去了。我看到，阿霞的神情还是跟我们离开她的时候一个模样，无论我如何仔细地留意她，在她的身上我也找不出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或者故意做作的痕迹。这一次绝不能再说她是装模作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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