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整晚和第二天早晨，我都在一种郁郁不乐的麻木状态中度过。我记得我想用功，拿起盖达诺夫的书，可是这本著名教科书的排得很稀的每一行、每一页都白白地从我的眼前溜过去了。我把“尤利乌斯·恺撒以作战勇敢而著名”的这一句，接连读了十遍——却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终于丢开了书。午饭前，我又在头发上涂了油，又换上常礼服，系上领结了。

“这是为什么？”母亲问我道。“你还不是大学生，天晓得，你能不能通过大学考试？而且你的短上衣做了还不久呢！你不能就把它丢掉。”

“要来客人，”我轻轻地、几乎绝望地说。

“别胡说！这算什么客！”

我只好服从，我脱去常礼服，换上短上衣，不过没有取掉领结。午餐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同她女儿来了，老太太在她那件我见过的绿色衣服外面加了一条黄披巾，戴一顶饰着火红色缎带的老式帽子。她一开头就说起她的“期票”，叹气，哭穷，“不断地恳求”帮助，可是她一点都不讲礼貌：还是那样大声地吸鼻烟，还是那样自由地在椅子上扭来转去，坐立不安。她好像完全没有想到，她是一位公爵夫人。齐娜伊达的态度恰恰跟她相反，非常庄重，差点儿显得高傲了，是真正公爵小姐的气派。她脸上有一种冷冰冰的端庄和尊严，我简直不认识她了，我也认不出她的微笑，她的目光，虽然我觉得她在这种新姿态中，也还是很美。她穿一件浅蓝色花轻纱长袍；头发照英国式梳的，梳成长长的一条一条的发鬈垂在颊上。这种式样跟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非常相称。午餐的时候，父亲坐在她旁边。他用他特有的那种优雅而大方的殷勤在招待他的邻座。他偶尔望她——她也偶尔望他，而且带着这么奇怪的、几乎是敌意的眼光。他们用法语交谈，我记得，齐娜伊达发音的准确叫我吃惊。公爵夫人在席上还是像先前那样地一点也不讲礼貌，她吃得很多，而且夸菜做得好。母亲显然给她烦透了，用一种厌烦的、冷淡的态度在应付她。父亲偶尔微微地皱皱眉头。母亲也不喜欢齐娜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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