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事带着惶恐的样子，向我母亲报告马丁·彼得罗维奇刚才又意外地走了的消息，母亲非常生气。管事不敢隐瞒马丁·彼得罗维奇离开的原因；我不得不出来证实他的话。

“这全是你做的好事！”母亲对苏威尼尔嚷道，他像兔子似地窜上前来，甚至吻了她的手。“这一切应当怪你那该死的舌头！”

“开恩吧，我麻上，麻上（马上，马上）……”苏威尼尔讨好地、结结巴巴地说，一面把他的臂肘放到背后去。

“‘麻上……麻上……’我知道你那一套‘麻上’！”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重说了他的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她按铃叫人把克维钦斯基找来，吩咐他马上坐她的轻便马车到叶西科沃去，无论如何得找到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带回来。“您不找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她说。这个阴沉的波兰人默默地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又在窗前坐下，我记得，我又把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想了很久。我糊涂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哈尔洛夫默默地忍受他的家属对他的侮辱，几乎从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不能够忍受像苏威尼尔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嘲笑和挖苦呢。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无谓的责备即使是出自他所轻视的人的嘴，有时也会给人带来多么无法忍受的痛苦。苏威尼尔提到的他所痛恨的斯廖特金的名字，就像火花掉到火药里面一样；那个最痛的地方怎么经得起这最后的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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