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九年

这次不止是七年，整整十二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我的祖母死了好久了；我住在彼得堡，在内务部里做事。我也没有看见塔尔霍夫；他进了军队供职，差不多总是住在外省。我跟他碰见了两次，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去的事情。我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结了婚了。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日子，我在豌豆街上散步，一面抱怨着把我绊在彼得堡的我那个官职，还有天气的闷热，同这个都市里的臭气和尘土。一个出丧的行列拦了我的路。这个行列就只有一辆小车，说得正确些，是一辆破柩车，车上放着一口简陋的木棺材，一块破旧的黑布把棺材盖了一半，因为马路高低不平，棺材在车上震动得厉害。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孤零零地跟在柩车后面。

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熟人的面貌……他也掉过眼睛来看我……嗳呀！这是巴布林啊！

我揭下帽子，走到他跟前，讲出我的姓名，就在他的旁边跟着向前走去。

“您在葬谁呢？”我问道。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普宁，”他答道。

我有一种预感，我预先知道他会说出这个名字来，然而我心里还是颤抖了。我悲伤，可是我又高兴我居然有机会参加我的教师的葬礼……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走吗，帕拉蒙·谢苗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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