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第二次，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坐在了警察局里——这次是在弓街——等待接受询问。统计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随机抽样，一种否认事件重要性的有效方式。除了克拉莉莎和乔斯林之外，还有另外七位目击者一起呆在房间里——四位在邻近两张餐桌上就餐的顾客，两名侍者，还有餐厅领班。塔普先生预计第二天能在医院病床上做出笔录。那个女孩和那位老人由于受惊过度，现在还无法开口说话。

距事件发生只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已经成了晚报上的头版头条。一名侍者出去买了份报纸，我们围拢阅读，发现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常见的“餐厅暴行”、“午餐梦魇”以及“大屠杀”，大家感到一种奇怪的兴奋。餐厅领班指着一句话，它将我称为“著名科普作家”，将乔斯林形容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而克拉莉莎则仅仅是“秀美婉丽”。餐厅领班带着职业化的尊敬朝我们点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科林·塔普是国家贸易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以经商为本，原任下议院议员，最近刚获拔擢入阁，据说他“在中东人脉颇广，而树敌也甚众”。文中还对救了塔普性命、事后又神秘消失的“一位英勇无畏、舍身一搏的食客”做了推测。报纸内版刊登了背景报道，说什么伦敦是“狂热分子的游乐场”，在这里很容易搞到武器；还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我们以往熟悉的那种天真无邪而非暴力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云云。这些报道显得那么熟悉，而且出得这么快，叫人颇感诡异，就好像他们对这一主题早有筹划，仿佛我们目击的这一事件已有所安排，只是为了给这些报道增添分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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