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在威尼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上班，又是这家书店的半个主人。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午饭时分在那里跟她相遇。当天晚上我们就做了情人，此后不久又成为朋友。第二周的星期五开始，整个周末我已经用链子把她的脚拴在床上了。她对我解释说，干那种事儿属于“为了走出来而必须走进去”。我记得她特意（后来，在一家拥挤的酒吧）要我郑重发誓，如果她请求放了自己，千万不要听。因为急于讨新朋友欢心，我买了条漂亮的细链和小巧可爱的锁头。我用铜螺丝把一个钢圈固定在木床的底座上，然后一切准备妥当。那几个小时里，她不断地恳求放了她，虽然有些不解，我还是下了床，冲了个澡，穿好衣服，换了双地毯上用的拖鞋，端了个大煎锅让她往里撒尿。她试着换成一种决然而又理智的腔调说话了。

“把这个解开，”她说。“我受够了。”我承认她吓到我了。我给自己倒了杯喝的，匆匆走出去到阳台上看落日。我没有丝毫兴奋感。我心想，如果我解开锁链，她会蔑视我太软弱。我要是继续把她拴着不放，她可能会恨我，但那样做我至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苍白的橘黄色的太阳沉没在雾霭中，透过关闭着的卧室门，我听到她在冲我大喊大叫。我闭上双眼，一心想着自己没什么可指责的。

我有个朋友曾在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那里做心理分析，那人在纽约这一行里是个资深的弗洛伊德门徒。有一次，我的朋友终于忍不住说了些怀疑弗洛伊德理论的话，说其缺乏科学上的可信性，在文化上有失偏颇等等。他刚说完，那位心理分析师便温和地笑着回答说：“瞧瞧你周围吧！”然后展开手掌指着舒适的工作室，橡胶树和秋海棠，摆满书的墙壁，最后，手腕朝里一弯，用这个既表示热情又强调自己颇有品位的衣领的动作说：“如果弗洛伊德错了，你真会觉得我现在能在这种地方待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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