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取消到军情五处的面试。那会儿我的生活里再没别的事可干，再加上当时刚刚解决露西的麻烦，所以就连主教大人都看好我到“卫生及社会保障部”谋事的职业前景。停车带事件过后两天，我就到索霍区西侧的大马尔伯勒街上接受了面试。昏暗的水泥地走廊上，一位沉默寡言、但看起来不太喜欢我的秘书让我坐在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等着。我想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压抑的建筑。我坐的这一边有一排窗户，铁窗框里镶嵌着那种让我联想到地窖的气泡玻璃砖。不过，真正阻挡光线的并不是这种玻璃砖，而是窗户上里里外外蒙着的灰尘。窗台上靠我最近的是几堆报纸，蒙着一层黑色沙砾。我不知道，到头来，我会不会发现这份工作——如果我被录用的话——原来是某种被托尼遥控的、旷日持久的惩罚。楼梯井上方漂浮着某种复杂的气味。为了打发时间，我努力辨别着这些气味从哪里来。香水，香烟，以氨水为主的清洁液以及某种有机物——没准以前是能吃的东西。

第一场面试，我见到了一个名叫琼的活泼而友好的女人，大致是填填表，回答几个简单的、有关个人简历的问题。一小时之后，我回到同一个房间，里面除了琼之外，还有一位看起来像军人，他叫哈利·塔普，长着浅黄色的、像牙刷一样的八字胡，不停地从一只细长的金盒子里拿烟抽。我喜欢他那种老派的、清脆明晰的嗓音，还有他说话时轻轻叩击发黄的右手指、聆听时又会停下来的方式。整整五十分钟，我们三个人都在合力打造关于我的人物特写。本质上我是个数学专业人士，其他的爱好也算得体合宜。然而，到头来我的成绩怎么只得了个“丙级”呢？为了满足要求，我说了谎，也可以说是歪曲事实，我说最后一个学年我迷上了写作（鉴于当时那点工作量，我这样说可真傻），迷上了苏联问题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塔普先生听到我的观点，显得颇为感触，不过那套词儿是我背出来的，毕竟我曾经按照我那位旧情人的建议通读过几本老书。大学生涯之外，我塑造的“自己”完全脱胎于跟他共度的那个夏季。除了他，我还有谁呢？有时候我成了托尼本人。他们发现我原来对英格兰乡间充满热情，特别是萨福克郡，我迷恋某种截去树梢的林子，喜欢在秋天漫步其间，采摘牛肝菌。琼对牛肝菌略知一二，塔普很不耐烦地看着我们俩飞快地交流了菜谱。她从来没听说过烟熏猪胸肉。塔普问我对编密码感不感兴趣。我没兴趣，不过我承认自己对时事颇有偏好。我们匆匆聊了几句时下的话题——矿工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欧洲共同市场，贝尔法斯特的暴动。我说话的时候用的是《泰晤士报》社论的口吻，重复着那些高贵的、听起来深思熟虑、几乎不可能被驳斥的观点。比方说，当我们说到“性自由社会”时，我引用了《泰晤士报》的观点：必须在个体性自由与儿童对安全与爱的需求之间求得平衡。这话谁能反对？我发挥得越来越好。接着谈到我对英国历史的热爱。哈利·塔普再度兴奋起来。对哪段历史特别感兴趣呢？光荣革命。哦，那一段确实很有意思！接着，又问，就智识水准而言，谁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说是邱吉尔，并非因为他是政治家，而是因为我将其视为史学家（我大体概括了他对特拉法尔加海战“无与伦比”的叙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水彩画家。对于他那幅鲜为人知的《马拉喀什屋顶洗衣坊》，我心仪已久，并且相信如今它已经落入了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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