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圣奥古斯丁街,房间朝北,正对着街上一棵七叶树的枝杈。那年春天树长出叶子,白天房间便暗了些。我那张占掉房间一半大小的床,顶着胡桃木镶面的床头板,堆上沼泽般柔软的褥垫,显得摇摇欲坠。烛芯纱床罩发霉泛黄。我几次拿到自助洗衣店,却怎么也除不掉那股子又冷又湿的贴身气味,没准来自一条狗,要不就是某个郁郁寡欢的人。除此之外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座五斗橱,橱顶上斜斜地搁着一面镜子。整座橱就立在一个小壁炉前面,后者在暖和的日子里散发出一种酸酸的煤油气味。当七叶花怒放枝头时,每逢多云天气,屋里的天光就不够读书了,于是我花了三十便士,从卡姆登街上买来一盏“装饰派”风格的台灯。一天之后,我跑回那家店,花了一英镑二十便士买下一张小巧而方正的扶手椅,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椅子上读书,不用整个人都塌在床上。店主背起椅子帮我扛回家,走了半英里路,上两层楼,我们原来谈好运费是一品脱啤酒的价钱——十三便士。不过后来我给了他十五。
那条街上的大多数房子都经过地产商重新拆分,而且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尽管我不记得那时有人用过这个词儿,或者用这些术语来考虑问题。取暖用电炉,走廊和厨房地板上盖着古旧的棕色亚麻地毡,别处则铺着印花地毯,脚踩上去黏乎乎的。也许早在二三十年代,这里曾稍事整修——电线给埋进了灰扑扑的管子,管子给钉在墙上,电话机固定在吹着穿堂风的门厅里,浸入式电热水器藉由一只“饥饿”的水表接入,将接近沸点的水输送到一个狭小而寒冷的浴室里,由四个女人共用。这些房子尚未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暗影,难免因袭旧式,可我从来没听到有谁抱怨过这一点。在我的记忆里,即便到了七十年代,那些恰好住在此类老城区的普通人也只是刚刚开始省悟:如果这里的物价持续升高,那也许搬到市中心以外,日子能过得更舒服一些。卡姆登镇后街上的那些房子正在等待着一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阶层搬来入住、工作,在这里安装集中供暖设备,同时,出于没人能说清的理由,他们掀掉松木的壁脚板和地板,去掉每一扇留着油漆残迹或者帷幔饰物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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