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对洛娜说：“你想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吗？”“不想。”她说。洛娜是我的女儿。她十岁了，一个大怀疑家。但是她愿意在我屋里晃悠，说话。“常规干洗没法洗掉那个。”洛娜看到我的仿麂皮夹克上的污迹时说。“真的。”她说，“你得拿到特别的地方去处理。”洛娜自己是怀疑主义者，她也想当然觉得其他人都爱怀疑。

根据卧室门后挂着的柯里尔和艾夫斯石版画日历。根据我的手表，也根据我的记忆（后者如果没有前两样会更加敏锐），洛娜和我在我父母家呆了三天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槌球比赛，我们家所有在康涅狄格州的亲戚都相聚一堂（甚至我妻子那边的一些）。七月四号，热得要命。我开着电扇，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椅子是在我的要求下，我父亲和女佣搬上楼的），在我的老卧室窗边。亲戚们已经在草坪上聚成一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衬衫或短袖上别着小小的美国国旗，或在耳后别一枚。一个爱国的团体。喝啤酒（原谅他们：是喜力）和葡萄酒（傲美夏布利）的一群。我父亲喜欢这一天胜过他自己的生日。他靠在槌球棒上，给我姐姐伊娃指点球柱的位置。在那里他能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国旗。但是如果他已经喝得太多，没法把球柱插在地里，他也许没有注意到珠宝。

洛娜在过去这一个小时里已经来我房间两次——一次是问我要不要下楼参加她所谓的“晚会”，另一次是来说我不参加聚会让大家感觉都很糟——一个可以一挥手就打发掉的说法，可是我没有那只手。我也没有右臂。我有左手和左臂，但我已经不再看重它们了。我要的是右手。在医院里，我拒绝了装塑料手臂和手爪的建议。“嗯，那么你有什么设想？”大夫问。“空气。”我对他说。这需要一些解释。“在从前我胳膊的位置是空气。”我说。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哦，是这样”，然后离开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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