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只有那个男人在看镜头。婴儿坐在椅子里，在户外的草坪，正往另一个方向看，没有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拽着一只柯利牧羊犬——毫无疑问，他是想让狗转过来看镜头。狗看着别处，他的鼻子和白色的边框之间没有相隔的空隙。我那时候总不明白，为什么照片的边框像是被锯齿状的剪刀剪过。

那只柯利犬死了。那个棕色鬈发大背头，肩膀宽阔、有点溜肩的男人，上次我听到他的消息时，还活着。婴儿长大了，后来成了我的丈夫，现在跟我不是夫妻了。我试图在照片里追随他的视线。很显然，那天他对他父亲或那只狗关注得够多了。那是一张一个婴儿望着远方的照片。

我对婚后发生的很多事都记得很清楚，但是近来我一直在回想两件相似的事，尽管它们没什么共同点。我们住在一幢褐砂石大楼的顶层。决定分居以后，我搬了出去，保罗换了门锁。后来我回去拿我的东西，却没法拿到。我离开那里，一直想着这事，直到自己不再生气。那时已经是冬天了，寒气从窗户里渗进来。我有女儿，还有其他的事情要牵挂。然而在寒冷中，穿着一件大多数人觉得厚得可以外穿的毛衣在屋里走，或是蜷在沙发上盖着一件旧的阿富汗羊皮袄，我又开始对我丈夫心生爱意。

一天下午——是二月十三号，情人节的前一天——我喝了几杯酒，穿上我那件有个大风帽的绿色长大衣，看上去像个修士。我走到窗边，看到人行道上的雪已经融化了：这样我穿一双厚毛袜和那双舒适的胶底凉鞋也能凑合了。于是我出门，在谢里丹广场稍作停留，买了一本《哈姆雷特》，翻书找到自己想要的部分。然后我去了我们的老房子，按拉里家的门铃。他住地下室——所谓的花园公寓。他打开家门，又打开高高的黑铁大门。我丈夫以前总说拉里的样子和动作像洛丽泰·扬。他一向精力充沛，头发蓬松，眼角有不少皱纹，看起来好像不属于任何一种性别。拉里看到我很吃惊。我愿意的时候也可以风情十足，于是我动作稍显笨拙，语带歉意，微笑，让他知道我的请求很荒唐：我能在他的花园里站一下，对我丈夫大声念一首诗吗？我注意到拉里在看我的手，我的手在大衣口袋里蠕动。从《哈姆雷特》书中撕下的那页纸在一个口袋，书在另一个口袋。拉里笑了。我丈夫怎么可能听到呢，他问。现在是二月份，房子装了防风外窗。但他让我进去了，我走过长而狭窄的过道，穿过他用作书房的里屋，走到通往后花园的门口。我推开门，他那条灰色的贵宾犬跑过来冲着我脚踝狂叫。它看起来像一个外衣上插着几片枫叶的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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