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那儿，在主教门医院走廊尽头的输液室里：周五的早晨，病人们在输血或打点滴，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家过周末了。现在是二月，外面的雪已经变成了污泥般的糙灰色。内德和我靠窗站在一张小桌子旁，桌上摆满了甜点：甜甜圈、蛋糕、馅饼、布朗尼、曲奇。塑料刀叉有些码成一摞一摞的，有些像游戏棒一样散落在纸盘之间。内德观察了一下桌上的食物，然后挑了一个甜甜圈。理查德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张着嘴，用嘴呼吸。打点滴的这半个小时，他不断地睡去。他是少数几个睡着的人之一。一个五十过半的高个红发男人在听一个护士说他有可能掉头发。“你只要记住，宝贝儿，蒂娜·特纳也戴假发。”她说。

外面，更大的雪花落下来，像揉成团的纸巾朝垃圾筒飞去。我走到窗边避开的就是这个：护士给一个年轻女人拿着纸巾，让她擤鼻子。那个女人一边呕吐一边还流着鼻涕，却拒绝松开用拇指钳住的铝碗。“用纸巾，宝贝儿。”护士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理会那个摆出姿势惟妙惟肖地模仿蒂娜·特纳的同事。我也停下来不听了，但是有一句话却挥之不去：“会打破一切规则。”

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内德是他的前任恋人和长期的工作搭档，他发现自己的工作不再是读剧本、打信件和打电话，而是在一个特制的蒸锅里按阴阳方位摆放有机蔬菜，蒸菜的水是“波兰泉”矿泉水。几个月前，就是理查德必须停服叠氮胸苷以加入主教门医院门诊治疗试验方案之前的那段时间，内德常常晚睡。反正他也没法在下午两点前给西海岸打电话——或者如果他有某个演员的私人电话或某个导演的车载电话号码的话，也可能早一个小时打。跟理查德和内德合作的所有人都比朝九晚五族的工作时间长，而我却一向清闲，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我没有正式工作，但我真的有活儿干时，拿的钱却多得不合情理。内德总跟我开玩笑，话音里有一丝尖刻，因为他有点吃醋，理查德家里突然出现了第三个人。理查德和我在纽约相识，当时我们都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廉价理发店理发，座位相邻。他以为我是他前一晚看的外百老汇戏剧里的女演员。我不是，但我也看了那场剧。继续聊下去，发现我们还经常在切尔西的同一家餐厅吃饭。我也觉得他面熟。我们就这样成为了多年的邻居——这个概念对纽约人而言比对小镇居民重要得多。我们认识的那天，理查德带我回他家，好让我冲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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