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9月

从侧面看阿纳托尔的脸，他的眼睛下斜，脑门高耸，有点像法老或埃及壁画里的神。他的双眼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深的褐色。眼白不是白色的，而是淡奶油色。有时候，等男孩子们放学之后，我们就会安坐于校外树下的桌旁。我学习法语，尽量不去过多地打扰他，他在备次日的课。阿纳托尔的眼睛很少偏离课本，我得承认自己老是想找借口打断他的专注。有太多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比如，我想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让我在学校里教书。因为独立，或是因为我？我想问他我们听来的所有那些故事是否都是真的：马塔迪，提斯维尔，斯坦利维尔。卖罐头的小贩在前往基奎特的途中经过基兰加，告诉我们斯坦利维尔发生了大屠杀。他说刚果男孩脑袋上戴着叶子编的冠冕，遭遇比利时子弹时毫发无伤，那些子弹直接穿颅而过，卡在了他们身后的墙上。他说自己亲眼见到了这种事。阿纳托尔就站在那儿，但似乎直接无视了那些传闻。相反，他仔细地挑拣着，最终从罐头小贩手里买了一副眼镜。眼镜的镜片挺不错的，可以当放大镜用——我试戴时，法语词都变得好大，显得更容易读了。它使阿纳托尔看上去更睿智，只是少了点埃及味道。

我最想问阿纳托尔的其实是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会因为我是白人而恨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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