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埃默里医院，1968年圣诞节

我开始失去我的迂折。

我在医学院里交了一个自命不凡的神经病学家朋友。他坚信我这辈子都在身体力行一个极其严重的谎言。艾达的假帽。照他的看法，像我这样很早就发生的大脑损伤不应对身体活动造成持续的影响。他坚称，在我大脑皮层未受损的部位一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补偿机制，而我拖拉疲沓的右侧身体仅仅是在固守幼年期习得的一个习惯而已。当然，我将他嘲笑了一通。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对艾达的整个概念竟然是建立在我的身体与大脑的彼此误解之上的。

但这个神经病学家极有说服力，长得又很俊，还获得了一笔任谁都会朝思暮想的科研款项。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我就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他设计的一个实验项目。整整六个月，他让我做到彻底不走路，以便将所谓不良习惯的神经通路清除干净。靠着朋友们的帮助，我将自己那间小公寓重新布置了一番，使其适宜一个成年婴儿居住。每天清晨，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从床垫上匍匐到厨房地板上的咖啡壶和电炉前。我只使用冰箱的下半部分。为了保持尊严，去工作时我会坐着轮椅。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儿科轮值——运气不错，因为儿童不太会将自己的疾病怪罪于瘸子，不像成人。成人对于你说的话只是一耳进一耳出，心里则总惦记着圣经里的指示，“医家，你医治自己吧！”但我发现儿童都很高兴有个坐轮椅的医生为他们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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