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萨，1981年雨季

阿纳托尔进了监狱。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强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到早已湿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车和孩子们身上。我就这么站着，心想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们没从亚特兰大回来。

但我们不得不回来。阿纳托尔这样的人，有太多的东西要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当然，不是贡献给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掌控权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开枪、讷于提出问题的人。如今，唯一体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让它垮台，阿纳托尔就是这么说的。他宁愿待在这儿，就算要蹲苦牢，也不愿对暴行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荣誉感有多么强烈，就像我清楚这房子的四壁一样。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离开。现在我什么都失去了：既没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条备用的秘密逃生路径（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彻底破灭的话）。我以前总是想，还可以飞回家啊。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如今，我把那张好牌从洞里抽了出来，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它对我没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贬值了，就像以前粉红色的刚果钞票。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回过美国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国在我的脚下漂移吗？还是它其实纹丝不动，却是我大踏步地走开，追随着我出走时引领我的烟柱，越走越远呢？我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待在美国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当时我怀着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应该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经三岁，学起英语来像只聪明的小鹦鹉。我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农业工程，阿纳托尔读政治科学和地理。他是个让人震惊的学生，吸收着书上的每一句话，再透过那些话去琢磨他的老师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在他眼里就是天堂。“贝埃内，”他悄声说，“我头脑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有一本书在写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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