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虽然屡次出击，和蒙军作战，但是总的战略意图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此时的北方，因为蒙国的长期统治，以宋为正朔的观念越来越淡漠，恢复宋室的号召没有多少影响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军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

在蒙国最高统治集团中，忽必烈的亲汉政策，被汉人世侯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蒙廷的。

李璮反蒙后传檄四方，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响应。其他人非不支持，反而在蒙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李璮军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蒙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不久，济南郊外集结了十几万军马。蒙军树栅凿堑，围困济南。

忽必烈为了统一军令，下诏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围困李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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