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郭氏，总是不能不一声叹息。叹其早生50年，叹其与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难有其功高世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之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诸中兴名臣之下，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如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之原因会正其性格。这在中国式“成王败寇”标准面前，无疑不是一种无奈、又不得不承认之现实！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这里，真正能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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