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城十分认同王夫之史学观。夫之的方法大致有:一是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已经涣散,各自为政,再也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而致朝政之败。
二是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比如前人对秦、隋的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的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出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历数上下千余年历史仍可自由出入,但却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比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等等。这些方法,对于后来曾子城的读史、论史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夫之不仅博学,还大量著书立说,门类极其繁多:从儒门、道统到佛老异端,从正史、实录到诗文杂剧。笔之所及,即使博学如朱熹等人,亦不似他无所不包、无所不晓。所以不愧为总结者。
他之为开创者,则如其《读通鉴论》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经世致用”的新思想,而不仅仅是萌芽。王夫之要通过历史来讲时政,本意就是“务当世之务”。其《思问录》,更体现与前代哲学家的两大不同:其一用辩证法抨击机械论;其二将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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