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日，仙舫回书来，送银二十两，道彼处此刻不必去，且请余为伊母做寿序”。此时，款式之名开始“涨价”或待价而沽了，这二十两银钱，预示着曾国藩开始写文章“赚”钱。

四月

“初一，写唐诩庭寿屏，福青缎写黄字，字学柳诚悬，参以王大令、董香光笔意，结构甚紧，笔下飒爽雅健，甚自许也。…是日余写七幅，敖写五幅”。

四月份第一天，为别人写寿屏，自觉不错。此段记述里似可看出曾国藩对己书法颇为自负。亦觉比“敖”量多，特意有数量对比，“自喜”之状跃然纸上。

“初十，松坡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羞愧”。

此时可见，曾国藩对不遵守诺言、不知晓事理之人，向来是十分反感、且无好脸色的，有时甚而气愤。这种气愤并不单纯来自于钱，而是对其诚信、礼数的嗔怒。或许也是此时的曾国藩觉得有了生气、发火的“资本”，又或许年轻气盛才“盛气折之”，反正心态的变化是较为确定的。

“十六日，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

此时，也开始为进京盘缠提前考虑了。曾国藩家中虽然是生活无忧（从陈尧阶助其家四十石谷来看，生活也是有忧的），绝非豪强，加之回乡应酬颇多，有时动则几桌、甚至多达几十桌不等的宴客，花费算大，故提前谋划进京资费全在情理之中。其实，于北京考试期间，就已借钱，有一次甚至借了（易作梅）一百两银子做盘缠（结果半路都买了书，差不多导致成天饿肚子）返回，让其父曾麟书又爱又恨（此时，花大钱买书肯定算是先见之明，自是早有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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