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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