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这里演讲时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演讲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这里做的演讲也是如此。我试图厘清美国外交中挑战与回应的关系。当回应似乎不足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试着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导致这种失败的弱点。因此，批判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昨晚最后一个演讲之后，我忽然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问：我们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吗？

如果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问题，那么我意识到我的错误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当然做过正确的事。并且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政治韬略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总体上非惩罚性地对待被打败的敌人树立了我们的声望。我敢肯定，有许多有益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灾或是饥荒的案例中，我们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们在俄国实施的重大的饥荒救济计划。1963年，我们驻守在德国的军队派遣的美国野战医院迅速及时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灾民，作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一骄傲永在我心。

此外，我们本来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为此，某些美国政治家值得高度评价，虽然他们很少得到这种评价。因此，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如果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这是不可避免的）顺势而起，这个国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国至今，别无二致，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该心存感激。自独立以来，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环境的冒犯，一般说来，不是出于要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愿望，或是确立自己对于他人的强势地位，而是源自我们打击贵族和彰显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类个体反思自身缺点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认为，国家社会从其失败中学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对失败的反思会唤起谦逊——这是我们美国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的东西。对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败前的骄傲。因此，我将继续讨论我们思考出错的地方和我们犯错误的地方，这需要你们继续保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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