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回头看看以前的那个我，那个还没有重新找到莫里时的我。我想跟他交谈。我想告诉他生活中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错误。我想让他感情更开放些，不要受商业价值观的诱惑，去倾听你所爱的人的话语，就像你是在最后一次倾听他们的说话那样。

我最想告诉他的是要他乘上飞机去看望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一位可亲的长者，而且事不宜迟，要赶在他患上重病、连跳舞的能力也丧失之前。

我知道我是无法这么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擦掉生活过的痕迹，同样也不能重新再生活一次。然而，如果说莫里·施瓦茨教授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便是：生活中没有“来不及”这个词。他直到说再见的那一天还在改变着自己。

莫里逝世后不久，我在西班牙见到了我弟弟。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说我尊重他的距离感，我所希望的是能和他保持联系——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让我的生活中尽量拥有他。

“你是我唯一的弟弟，”我说。“我不想失去你。我爱你。”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几天以后，我在传真机上收到了他的信。信打印得很凌乱，标点不准确，而且全是大写字母，这是我弟弟的书写特征。

“你好，我也跨进了九十年代！”信的开头写道。他还写了几件小事，他这个星期的活动，还有几个笑话。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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