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夺情视事以后，一直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六月，他和程国祥、方逢年、蔡国仕、范复粹同时入阁任大学士，“仍带管兵部事”。崇祯十二年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移交部务后，上疏请罪。朱由检在二十二日批示：著杨嗣昌“回阁佐理”。杨嗣昌为了表示自己的谨慎小心，再次上疏请罪。尽管疏中毫无自请督师的意思，朱由检却在二十五日批示道：

“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如，尤见守法振玩至意。目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其敕印等项，速与办给。”

这是明廷命杨嗣昌出京督师的第一个文件。三天以前，朱由检还手诏杨嗣昌回阁佐理，转眼之间却派他出马督师，而且连权限范围以至颁给剑敕等具体事务都作了明确规定，使杨嗣昌毫无推托的余地。这正是朱由检的特殊御下之道。

经过几天的准备，杨嗣昌被授予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简称督师阁部或阁部。九月初四日召对时，朱由检说：“剿贼事前已面谕，又有敕书，还有一事要紧，特召卿来密谕。”密谕的内容就是强调，“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朱由检的“密谕”对杨嗣昌督师期间的军事部署规定了根本方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明政府手中的兵力有限，要同时对付各部起义军显然力不从心。至于集中力量打张献忠部，是由于张献忠谷城再度起义，打破了明廷的抚局，使他恨之入骨。同时也因为张献忠部是当时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如能够把张献忠部歼灭，其他各部就比较容易对付了。至于说张献忠“曾惊祖陵”因而决不可赦，只不过是一种饰词而已，否则就无法解释准许张献忠在谷城“受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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