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在本来意义上不仅包括了起自陕西的农民大起义，也包括了这一时期各地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为推翻明王朝而大显身手的时候，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充分体现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广度和深度。

从总体来看，明末农民战争在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的农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星星之火到燃成熊熊之焰的全过程。在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候，不仅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主力军，而且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也多得很。在河南，几乎到处都有所谓的“土贼”，出现了所谓“流土交讧”的局面。在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到崇祯十四年已经是“无民非贼”，“势成燎原”，使明朝廷同东南地区的联系往来不得不改道青州府。梁山山区李青山的起义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支队伍在崇祯十四年十月间曾一举攻克东平和张秋，缴获漕粮数万石，切断了沟通南北的运河。直到次年正月，才被统治者用狡诈的手腕镇压下去。此外，在山西、河北、江苏北部，都爆发了农民反政府的起义。在大顺军占领整个黄河流域以后，就根本改变了当地阶级对抗的局势，小股的农民起义，象江河入海一样同大顺农民革命汇合在一起。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发生的起义一般都比较分散，规模也比较小，特别是在时间上晚于北方的农民起义。大约在崇祯十年以后，南方的农民起义才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例如，湖南有临武、蓝山的所谓“矿贼”，声势最盛时曾达到“残破三湘、直至洞庭”的规模；广东有“阎罗总”等山寇；福建有姜世英起义，“纠众数万”，攻入广东饶平、大埔地区，一度包围了潮州；江西有吉安的吕疲子起义以及万载的丘仰寰领导的棚民起义，等等。这些起义都打击了当地的明政府和乡绅势力，但在规模和作用上，毕竟不能同起自陕西的农民军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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