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下，曾颁布过免奴为良的法令，并对官绅畜奴作了严格的限制。随着地主阶级统治的重新稳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南方，缙绅地主通过购买和接受投靠，拥有大批的奴婢。明后期，江南士大大之家不仅家内服役依赖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种也由奴仆承担。顾炎武说，“今吴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日知录》卷十三，《奴仆》条。">湖北麻城的梅、刘、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沦为奴仆的农民，“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他们的子女称为人奴产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转让的权利。有的地方严格禁止奴仆读书识字，目的是使他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易于役使的地位。奴仆们过的是缺衣少食、劳役繁重的生活，还要忍受主子的种种欺凌。一件史料中说：

“间尝闻江南惨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驱，繁于《僮约》。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末配聓（壻），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薙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

非人的待遇在奴仆们的胸中蕴积着复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感召之下，奴仆们看到了摆脱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希望，他们行动起来了。较早的奴变在崇祯七年秋爆发于安徽桐城。这里的奴仆在黄文鼎、汪国华、张儒等人的联络下，立盟会聚，“谋为乱以应贼”。他们受“替天行道”口号的影响，以“代皇”二字为号。“‘代皇执法’四字屡冠于檄首，标于令箭，传于郡城及各乡村矣。”这说明他们对当今皇帝还抱有幻想。桐城的奴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穷民之亡赖者，无远近少长毕至。”参加起义的群众，在城外胡家庄“设将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参谋、中左右前后五哨先锋等号。民间讼狱咸取决焉。”这次起义不久就在官府和乡绅勾结下被击败了。当知县审问张儒为什么聚众为变时，他回答道：“无他，不欲为奴耳。”桐城奴变的组织者被诱杀，并没有吓倒逐步觉悟起来的奴仆。“漏网余党，忿恨不平，说：‘我等要杀乡官，到不曾杀得，反被乡官杀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贼来报仇。”崇祯十六年，湖北麻城奴仆组织的“里仁会”，派人往安徽迎来了张献忠起义军，说明奴仆们已经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地方的农民革命武装，才有可能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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