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某些日子会让人铭记。

1963年12月22日：约翰·肯尼迪遭到暗杀。这很容易记得，因为我就在他附近。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踏出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时我和黛博拉刚订婚，正在我得州基督教大学公寓的客厅沙发上亲热。

1999年4月1日：那天的事件我记得比“头条”清楚，因为这个愚人节变成一个支点，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走上一条没有人会预料到的路。

那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厨房喝咖啡，我读《星电报》。“阿尔巴尼亚难民涌入科索沃……前猫女厄莎·姬特七十二岁仍然在酒吧演唱……得州州长布什可能参选总统，在一个月内募得超过六百万美元。”

喝过咖啡，黛博拉去上运动课，然后做每年的健康检查。黛博拉像个军人一样坚持每年检查。她去挂号，从医生那边得到“你比年纪小你一半的女人还健康”的报告。然后边出门边做明年的计划，婚礼、派对和旅行计划都围绕着这次健康检查来安排。

我去达拉斯的办公室，期待和女儿芮根的午餐之约，她目前在我的艺廊工作。在得州大学拿到艺术史学位，并取得纽约市佳士得艺术课程的结业证书，这好像再自然不过了。但她很不喜欢。

就连在高中，芮根在贫困的人身边也比在享有特权的人身边自在。她常做一大堆三明治，我们之后才很难为情地发现，她是自己一个人拿到达拉斯市中心送给住在桥下的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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