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的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声浪巨大,震得人恍惚。我出门来,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天鹏和郝飞,上完厕所迤迤然过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我说没有,随便想想。问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俩顺着我的话,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后,走在雨后的霓虹灯里,整条街通体发亮。我低着头,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光斑迷离的倒影里,自己的脚机械地入画、出画。衣服沾了湿气,感觉比往日滞重。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轻轻提门打开,蹑手蹑脚回到房间,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
回顾起这四十多年的生活,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眼前。我去矿山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时候,已离家在京十年了,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也想尝试一下另外的生活。当时,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逆反性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捆乡的矿山采矿,成为一名“城里来的”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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