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了。那时候，政治形势不明朗，一片混乱，我和战友们私下商量，如果“四人帮”们真的上台了，我们就拉上一帮人上山去打游击。我们开始策划要转移一批军用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当我独自回京时，我的随身行李中装有大量的雷管、炸药等爆破物，也正大光明地携带着上膛冲锋枪和手枪。

30年前，当团长陈晓庄封给我一个“鸡肋”的称号时，我就知道我的性格也许适合战争时期的军队，但绝不适合平时的军队。

也许是因为我永远学不会在长官面前唯唯诺诺，因此失去了提拔的机会，加上婚姻生活的种种不愉快，更使我对无法承担的家庭之重感到无奈。我根本不可能身在部队而去解决好远在北京的家庭矛盾，更无法让个人小家庭服从国家大家庭，忠孝两全几乎不可能做到。但促使我下决心离开部队的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父亲的刺激。

当我荣立三等功时，我满心欢喜地向父亲做了汇报。这个三等功，是我当干部之后，由师以上的单位授予的，对军人而言，这是个值得骄傲的荣誉。至少我可以向父亲证明，儿子没有辜负他的培养，没有给他丢脸。父亲却对我说：“立个功有什么可吹的？我在你这个年龄早就是×××一级的干部了！”一句话就让我呆立当场，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是的，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人的父辈们有着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动荡和日本的侵略，让他们必须在学生时期做出选择，未成年的他们已走上了寻找中国未来的道路，他们在二三十岁时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战争，指挥了千军万马。而我在已近而立之年时却还只是个连队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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