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在肇庆战役失利后，并没有气馁。他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入粤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东、西夹攻，恢复广东是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上年的受挫关键在于郑成功迎战金砺部清军，无暇西顾。因此，他在酝酿再度发动广东战役之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联络，详尽商讨了战役部署和出兵时间。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定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首先，夺取广东将大大改变南明的地位，孙可望、李定国控制的云、贵、广西，以原大顺军刘体纯、李来亨等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岛屿，都是生产比较落后，财赋收入不多、人才较为缺乏的地方，在明朝末年广东一省的财赋大约相当于广西的十倍，文化发展水准也是云、贵、桂三省所不能比拟的，换句话说，收复广东对改善南明的物资、人才的匮乏状态将起重要作用。李、郑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将联成一片，不仅将改变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而且将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其次，李定国的联合郑成功恢复广东就可能性而言几乎是稳操胜券的。1653年尚可喜、耿继茂等击败李定国、郝尚久后，靖南将军哈哈木所统满洲援军于十月十五日班师回京，广东驻防清军相当单薄。尚、耿耽惊受怕，联名向清廷诉苦，说可喜部下兵卒仅二千五百名，继茂部下仅二千三百名，加上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各处征战不无损伤，难以招募，顶补率皆南人，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连年西贼（指李定国军）鸱张，兼土寇四处窃发，兵力多不可恃”。他们请求清廷抽调蒙古兵员三千发来广东助战。清帝交议政王、内大臣会议，答复是“边外投顺蒙古各有部长，不便调发，应请敕兵部自今以后凡外省解到蒙古，不得仍送理藩院，但查照送到数目，平分咨送两王入伍效用”。这无异是一纸空文，经顺治帝核准后下达。这一文献证明清朝两广总兵力（连同广西原孔有德藩下兵将）不超过三万人，何况“经战之辈”不多，心怀观望者不少。南明可以投入广东的军事力量要强大得多，李定国部约为四五万人，其中许多将士参加过桂林、衡州战役，既富作战经验，也无畏清若虎的心理压力，足以为入广作战的主力。郑成功自称兵员数十万，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十万以上殆无可疑，拥有大小战舰船只上千艘，机动性很强，如果他肯派主力西征，李、郑联军对广东清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还是在军士素质、器械装备上都占压倒优势。此外，清政府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尚可喜、耿继茂吸取了孔有德分兵镇守导致覆亡的教训，两藩兵力全部集中于广州，其他各府、州则由绿营兵驻守。因此，广东许多地方的拥明义师还相当活跃，他们凭借海岛、港湾、山区等有利地势坚持抗清。例如，在钦州、廉州（今属广西）有邓耀、朱统、周腾凤、张孝起等部，邓耀自顺治七年正月起驻兵钦州的龙门岛（今广西龙门县），这里“东界合浦，西界交阯，为钦、廉门户，群山错落七十有二，钦江诸水随山而转，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径而注于海”，形势异常险要。明宁藩镇国将军朱统、海北道周腾凤和高、雷、廉、琼四府巡抚张孝起也来到廉州地区同邓耀相呼应，永历帝因此授予邓耀靖氛将军封号。在广东高州府石城县（今广东廉江县）有永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汤部驻守。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南面海陵岛有李常荣部；恩平县一带有虎贲将军王兴部。在广州府台山县南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两岛中有凌海将军陈奇策部。这些抗清武装实力虽不雄厚，地域比较分散，但一般都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郭之奇和两广总督连城璧的节制，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有的还拥有舟师，对于配合大军作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由于他们兵力较弱，在强敌之下竭蹶图存，迫切希望南明大军入广，借以摆脱困境。第三，还必须注意到明、清双方争夺广东在后援兵力上的差异。明方除原在广东的义师不必说，定国和成功的大军都与广东接境，主力可以在短期内集结，后方支援也比较容易；清方正好相反，清兵赴援往返动辄数月，像1653年肇庆之役，尚、耿紧急呼救，三月明军已败，五月清廷才令江宁驻防满军赴援，抵粤时只赶上收拾残局。李定国致郑成功的信中谆谆劝告万勿“愆期”，原因正在于利用清方增援困难，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拿下广东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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