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阿代尔

我一生都轻装上路。我习惯扔掉破旧的衣服和看完的书，甚至塞莱斯汀的字条也不留着。我只有一件家具——一个高档便携音箱。我每听厌一张唱片，就把它扔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可最近几个月，我突然开始怀念自己十年前、十二年前，甚至十五年前扔掉的那些唱片，就连上周才扔掉的唱片里的曲子也会在我脑海里回荡，只有一句歌词或一个字记不起来。渐渐地，我干活时也能听到那些曲子在脑海中回响。我先前的工作是医治荷兰榆树病，除蓟马和乳浆草。现在我来到南方，在飞速发展的得克萨斯州出售并安装预制的园林景观。这是谋生，勉强糊口，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越来越不认真，开始幻想，开始幻听。在图纸上给承包商设计渗流场和化粪池时，我会突然想起一首歌，比如欧文·柏林的经典曲目《孤身一人》和《愉快谈话》；想起由雨果·温特霍特和他的乐队伴唱艾迪·费舍主唱的平缓而毫无感情色彩的音乐；想起帕蒂·佩姬的《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想起《轻轻地，轻轻地》；我还会想起杰伊·P.摩根的歌声。我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于是承包商便奇怪地看着我。

“别放在心上，”我会说，“听听看吧，能想起后面的歌词吗？”然后我唱了起来：“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给妈妈一个吻别，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后面是什么来着？好像唱的是妈妈在乡下的旧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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