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但我对此持有异议。这里即将叙述的就是我证明我的看法的最好例子。本章都是以失败一方反恺撒派遗留下来的史料为基准阐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反恺撒派的西塞罗留下来的，来源于西塞罗和接下来要登场的人之间的通信，这些信件就是“目击证人的证词”。数百年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及后来阿庇亚努斯所著史书和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等叙述，援引的都是这些信件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西塞罗的书信集有资格成为“目击证人的证词”呢？因为恺撒死后，西塞罗认为自己重新掌舵的机会又来了，所以他积极地活跃于恺撒派和反恺撒派之间，进行居中调停。但是，又由于他自己属于反恺撒派阵营，所以即使调停也是围绕着暗杀恺撒的反恺撒派的利益进行的。以62岁高龄的阅历以及作为罗马第一智者的声望，西塞罗手里集中了反恺撒派和恺撒派双方的信件，也集中了双方人士希望拜见西塞罗，并请他替己方表达意见的请求。

对罗马人而言，恺撒被暗杀犹如晴空霹雳一般。被杀的一方和杀人的一方，即恺撒派和反恺撒派，都同时突然失去了行动的方向。此时，西塞罗对两派而言都堪称雷雨中唯一的灯塔。因为对反恺撒派而言，西塞罗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见解；对恺撒派而言，西塞罗并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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