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虽是寡头政体，但战争来临之际仍需要公民大会决定是否开战。

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就算敌人入侵已是事实，是迎战还是媾和还是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伯里克利有心迎战也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于是，向民众说明情况就成了这一年再度当选将军的伯里克利的责任。

“各位公民，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绝不能做一点儿让步。”

以这句话开头的伯里克利的演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开战。民意沸腾宛如烧开锅的热水，唯有拿开锅盖才能让内部的蒸汽散尽。

彼时64岁的伯里克利对于诱导雅典民意早已得心应手。

首先，开宗明义定准基调。如果大会最终决定开战，那么它就是雅典的民心所向，杜绝以后因战况变化产生反战声音的可能。

紧接着，强调开战的责任不在雅典，一切都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错。

15年前泛希腊城邦会议确定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是要两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斯巴达面对其同盟内发生的问题，非但没有予以仲裁，反而将责任推给雅典。

事实上，科孚岛、波提狄亚以及普拉塔亚都处于雅典辖下，而出手挑衅的科林斯、底比斯属于斯巴达势力范围，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非难，理论上非常正确。

不过话说回来，斯巴达人从来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经济上奉行“不追求利益”的原则。不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人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无所追求。一旦形成了“不争”的生活方式，进取心便会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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