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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