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课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数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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