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 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李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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