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所要讨论的，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问题。前回登那两篇文章〔２〕的缘故，倒在无处可登，所以偏要给他登出。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３〕，作一个结束。这回的两篇，是作者见了《现代评论》的答复〔４〕，而未见《莽原》的短信的时候所做的，从上海寄到北京，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经发表之后了，但其实还是未结束前的话。因此，我要请章周二先生〔５〕原谅：我便于词句间换了几字，并且将《附白》除去了。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便不至于以我为太专断的罢。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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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七期，是对于该刊登载章锡琛《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周建人《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两文的说明。

一九二五年一月，章锡琛、周建人在《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发表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文章，陈百年即在《现代评论》上加以非难。而章、周投寄《现代评论》的答辩却受到该刊的压制。因此鲁迅在《莽原》第四、六、七期上，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篇幅。〔２〕指《莽原》周刊第四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刊载的周建人《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二文。按《现代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刊登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对章、周提出非难以后，周建人和章锡琛分别写了《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两篇答辩文章寄《现代评论》，但该刊直到第二十期还不予发表。于是他们又分别写此二文投寄《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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