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２），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所以，我以为批评家最平稳的是不要兼做创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扫荡之后，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

这样的诗，当然是好的，——倘就批评家的创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呜呼，“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５）（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十七号发表周灵均《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徐玉诺《将来的花园》、朱自清、叶绍钧《雪朝》、汪静之《蕙的风》、陆志韦《渡河》八部新诗，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语加以否定。后来他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寄语母亲》一诗，其中多是“写不出”一类语句：“我想写几句话，寄给我的母亲，刚拿起笔儿却又放下了，写不出爱，写不出母亲的爱呵。”“母亲呵，母亲的爱的心呵，我拿起笔儿却又写不出了。”本篇就是讽刺这种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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