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阴。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一九九四年的三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九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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