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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