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这种由“儒”入“道”，在“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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