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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