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自坐上固阳市市长的位置，东启聪的一种体会更深刻了，这种东西在报社当记者时就萌生出来了，如今只是更为确切清晰了。当记者只是发现了这个客观世界，做市长则是进入了主观世界。先前的发现变成了自身的作为，能不深刻、不确切、不清晰吗？！最早发现这种东西是从一个明星人物身上，那时自己是记者，又很年轻，还真的相信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假话”。记得那假话是这样说的：“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女名人难上加难。”当然，这一段话并非全假，现在看来，仅“做人难”这话还有点真，可是，大千世界哪个人容易啊，既然都不容易又何以诉苦呢。

这话假就假在后边两句，想一想，既然做名人难，何以还有那么多人想出名成名，不去做名人其实非常容易。还有，既然做女名人难上加难，何以还有“前仆后继”的女人争相出名成名。都怪那时自己年轻好哄，当时被别人称为小东的记者还写过配合这种论调的文章，那文章就发表在《江北日报》上。如今看来，真幼稚可笑啊。实际上，名人的名气带来的益处大大超过它的负面效应。再说那种负面的东西还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遏制。说假话的名人，并不告诉他或她成名之后的惬意与欢欣，只将成名后带来的负面东西夸张放大，当作苦水诉说给听众和观众，多么不诚实啊。其实，与说假话的名人同样不诚实的是某些政府官员，这是东启聪步入仕途之后，方渐渐悟出来的。到做了市长，这种感悟尤为深刻了。首先是生活态势的感悟，做了市长，生活得真是有滋有味，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实际是不该的东西也都变成该了。这是什么？是特权啊。自己在大学是读政治专业的，书本上讲，只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才拥有特权，即使现代还残留特权的地方，也是指那类世袭君主国度。享有特权的阶层称为贵族，自己眼前的生活还不够贵族吗？东启聪不知道，就是先前的贵族，能比时下的官们多享受些什么？不过有一点，他知道是有差别的，就是先前的官们不仅可以娶妻，还能纳妾。至于皇帝，那就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了，皇帝毕竟只有一个，大家不能都正宫、东宫、西宫的乱弄。不过，纳妾并非官们的专利，老百姓中也能纳得起妾的，照纳不误。这样看，纳妾也不是官们的特权，大家都有份。区别在于那时的官统统列入官僚阶层，被称为“士大夫”。如今的官统称为“公仆”。所谓公仆，即为公众服务的人，所谓公众，即社会大多数人，可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公仆的日子好过，享受不到公仆的高品质生活。想想这些，东启聪就暗暗发笑，明明是老爷，非要称是公仆。不过，这种假，只是属于务虚的范畴，也许，由于它的虚，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挑剔，但是，却因为这种务虚,使实的范畴也生发出“假货”，且表现得面面俱到了。比如，固阳市想办一件大事，或想做一项工程，做方案时就要准备两套，一套是上报方案，另一套是实施方案。上报方案不仅要把做这事的重要性、必要性讲清说透，还要做得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做得能争取到更多的资金，自然，个中该造假就要造。实施方案要做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当然要实事求是。上报方案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实施方案是自己做的。其实，只要一个真实的实施方案就行，可是不行，倘若这么弄就太傻帽了，因为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弄出两个方案。这种弄法表现在计生问题上就更突出了。做了市长的东启聪清楚，下边乡（镇）报到市里的新出生的婴儿是一个数字，实际新出生的婴儿则是另一个数字，这不是向上级申要资金，报的比实际需要的越多越好，对一个领导人物，超生超育是一票否决，全盘否定的，就是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对这事实事求是。那就是什么样的数字合乎上级要求，就写什么样的数字上报，至于下边的真实情况，只能说那才是假的，无非多些黑孩儿而已。由于这种假是从“根”部造起，即使上级来查都无从查起，更难找出破绽。东启聪不相信上级大人物不知道计生中的实情，只是处于无奈，佯装一种糊涂吧。东启聪甚至这样想，也许这是一种最合乎国情、县情、乡情、村情的手段，对于计生问题，“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须大打，打得越响越好”，也许正是这种有限的糊涂，使许多不该出生的黑孩儿出生了，但是也限制了许多黑孩儿出生，谁能说这不是领导人物的一种高明呢？看到这种深度，东启聪对造假就见怪不怪了，甚至觉得造得有理，造得应该，有些事不能把弓拉得硬撅撅的，那样的拉法要使弓崩断的。也是这种缘故吗？像春节前夕的送礼现象，不得了啊，东启聪心里算了笔账，哪个有权力的人物收受的礼金不超过自己的薪金，那就出了鬼啦。只是权力愈大，礼金愈高，礼金的分量是与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其中不乏有权力和有大权力的人物，却拒收礼金，但是这样的人确实很少。尽管每年春节前夕，上级机关都要出台有关制止国家干部收受礼金之类的红头文件，但是每年的礼金都照收不误，且有年年行情看涨趋势。俨然这事不比计生那事，那事应对的策略是“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须大打”。这事运用的方略是“雷一定大打，雨可以不下”。既然是干打雷，不下雨，谁还怕地湿滑倒人哩，一个个?大胆往前走啦，没事。东启聪学过政治，当过记者，又做政府官员，啥事能糊弄住他？啥事他看不明白？再看看反腐机关惩处贪官的政策，凡接受贿赂或贪污达两千元人民币的公职人员，均已构成职务犯罪，当受到法律惩处。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即可批准逮捕法办这类犯罪者。不知这条政策是何时制定的，东启聪只明白，在他当上政府官员的九十年代，贪污受贿达两千元人民币的公务员，当被立案查处。倘若依照这种标准严格惩治下去，东启聪算了算，在国家干部带“长”字的人物中，大约能整掉过半数的“长”们，这只是保守的数字。真的如此整治腐败，惩罚一个索贿或贪污几千元人民币的干部，往往这人很不服气，会发出怪论，质问何以将矛头对准了他？旁观者也要发出一种论调，何以不整大的，去弄那小的干啥？反贪斗士则对答如流，“民不告，官不究矣，谁让他被人告了，或者说，谁让他撞到枪口上了。”东启聪悄悄地发问，难道反腐是靠“民”去告吗？“民”能知晓多少事情，“民”掌握的东西太少太局限了，难道民不告的贪官，就可无法无天了吗？不过，这话他没说出口，只是在心里嘀咕嘀咕，就否决了，又悄悄地跟自己说，这根本不是我东启聪该管的事嘛。况且，这说法对当上市长的人有什么害处？只要别树敌，理顺各层关系，团结周围同仁，肯定就没人告自己……东启聪终于觉察到，眼下的人文环境太优越了，对一个做官的人，生活太美好了，自己理应尽心尽力维护这种上好的环境，怎么老是想找它的毛病呢？真是幼稚得不知好歹了吗？哈哈……他在心中开始笑话自己了。是啊，不正是政界存在这么多毛病，大家才能这么使用权力，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对于执政人做的事情，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多惬意神气啊，做官的哪一个傻，那么多人都不去捅这个毛病，你逞能个啥，若真去捅这事，说不准要犯众怒啊，那就别在政界混了。是啊，怎么能得了好处还卖乖呢。好好干吧，这样下去，好处多着呢……东市长成熟了许多，是在市长的宝座上，修正了以往的观念，生发出新的意识，弄懂了应该倡导什么，抨击什么,维护什么，诋毁什么。是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指导行为，先前看着不顺眼的事，慢慢的顺眼了，先前以为的怪事，渐渐的见怪不怪了，先前以为的规则，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误区。东启聪踌躇满志，在固阳这方天地行使着至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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