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元离开我家之后，并没有回乡下去。大概十来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下的字。笔头显然没有油了，好几次把纸都诚破了还没有留下笔划，让我对着亮处猜读。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来就（救）我，快！”落款是“魁元”小至（侄）。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也说不清楚。他不认识魁什么元。只是今天获释之前，有人塞他十块钱，请他送字条，就这么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这么难找，给他三十也不会干。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给了他五块钱才离开。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进去了。

我又气又恼，如果魁元那个家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拳脚相加了。不过事已至此，虱子上身甩不脱，我面子再要紧。现在也只得硬着头皮，与不三不四的囚犯打打交道。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处，包括弄清楚省所与市所的区别，还有看守所与收容所与收审所的区别等等。所有回答我的熟人，都对我的耐心解释支吾一下就完事，透出一肚子不会说出口的疑惑。然后，我去单位上开具一些可能有用的证，带上钱，直奔风沙滚滚的郊外。因为摩托跑得太急，路上两次被交通警察拦住罚款，找到拘留所时已经黑，不办公了，只好第二天再去。第二天，我陪上很多笑脸和很多好话，打出了很多香烟，模仿各种方言向每一个大盖帽套个亲近。才得以从围堵着办公室的人群外挤进去，并且与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说上了话。我总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这样的。在码头聚众赌博和斗殴——虽说属于严打范围，考虑到情节还不算太，加上监房也不堪拥挤，对这样的人也可以——作罚款处理。我对这最后四个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话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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