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想解脱两个省委干部，事先须查清这两个干部全部亲人的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居然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那个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五十年代中因为一次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后在上述监狱里服刑。我惊讶地发现，不管他写下了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应该的。当我们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从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作“政府”： “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部一种恐怖：一种对“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以外还响着武斗的一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经常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个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很难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作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红着眼睛的相互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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