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啟無先生,談起周作人,他說: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莊嚴的,──不是嚴肅,是莊嚴。他的生活的氣氛幾乎不是中國式的,卻是外國式的。倘拿中國的哲理來比擬,則他毋寧與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卻其實是他所缺乏的。
又說:他的愛好明人散文,也是愛的那時代的空氣的,但不知怎的,後來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
那提到我寫的兩篇文字「周作人與路易士」和「談談周作人」說:你說他只想做一個平實的人,是對的。你還看出他晚年的惆悵。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覺得中國總不能好起來。
因而慨嘆說:和魯迅分離,於他的影響甚大,魯迅的死於他更是一種損失!
因為魯迅在時,究竟是他的一個敵手,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敵手,沒有了魯迅,他是要感覺更荒涼的。
以上一段話,雖然是在筵席上因為兩人坐在一起隨便說說的,簡單得很,卻是關於周作人的極深刻的也極素樸的話。散席後歸來,我忽然想到要加以註解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中國人的生活變得這樣瑣碎,零亂,破滅。一切兇殘,無聊,貪婪,穢褻,都因為活得厭倦,這厭倦又並不走到悲觀,卻只走到麻木,不厭世而玩世。這樣,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莊嚴,所以要使人感覺不是中國式的了。倘若說是外國式的,那麼,還可以更恰當地說,是希臘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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