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没去岳阳，一中巴乘到了汽车东站，爬上了一辆去福兴乡的长途客车。当汽车启动，驶过几条街，把喧闹的长沙市抛在背后且加速朝福兴乡急驶而去时，一度看熟了的山水、田野和树木便海浪般涌过来，一下子就淹没了汪宇，于是思想就鳄鱼一般在往事的海洋深处啃噬着他的心。“方琳方琳方琳，”他心里这么情深意切地呼唤道，“我来了，来了。”

我们知青点建在距长沙市八十公里远的福兴公社光明大队（那年月不讲乡和村）的一座遍地皆是茶树的山坡中间，始建于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冬。一九六九年春，高中毕业且在城市里逗留了大半年的七个男女青年（均是H局的子弟），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告别了父母兄妹及自己十分依恋的城市生活，充满殉道精神地来到福兴公社光明大队，一来就摆开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架式，开山造田办林场，并建了这幢七间住房一间能集体用餐的食堂及一间安放农具的学习室。学习室的门楣上用红油漆写了三个隶书美术字，“学习室”。一九七四年我下乡时，塞满各式各式各样的农具早已不成为学习室的那间房子的门楣上仍留有“学习室”三个字，不过当然不象当年那般红艳艳，相反，有几处笔划的油漆业已剥落。我是通过对字型的理解一眼就判断出“学习室”三个字的。当年坐在这间学习室里悉心阅读毛主席著作并先后举手发言大谈心得体会七个男女知青里，我下乡的那年就剩了一个。姓郑，我们都尊称他（也有点戏谑之意）“老满哥”。老满哥怀着阴暗的心理回忆着告诉我们说：最先几个月，一到星期二、五晚上，七个人就聚集在这间学习室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还传阅各自写的学习心得，但六月伏天一到，花脚蚊子就弄得大家心慌意乱了。晚上，都坐在蚊帐里才能与蚊子断交，学习当然就被弃置脑后了。老满哥——这位大队林场及知青点的缔造者，之所以没被推荐上大学、当兵或招工，纯粹是他的家庭背景太黑暗了，爷爷是资本家，伯伯是国民党将军如今仍在台湾“国防部”高就，最主要的是他父亲被冠上伪职人员兼军统特务的大帽子后，居然敢“畏罪自杀”，从H局的办公大楼的四楼窗口里飞下来，当然就粉身碎骨了，以致H局里的大人小孩一到晚上就害怕从那里经过。老满哥表面上玩世不恭，时常捡些灰色的玩笑开，大家都认为老满哥是最正确面对现实且活得很理性的人，都没料到他事先不做任何广告地突然就走了他父亲那条通幽的曲径，这是不是过于子承父业了？太有点令人想不通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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