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庆春上班时在机关门口碰上了处长。处长也是刚来，他的老式奥迪从她身边缓缓开过，停在办公楼前。处长从车里下来，没有进楼，站在台阶下等她。她紧走了几步，打招呼说早上好。处长没答，只是问：

“昨天你去了吗？”

她知道处长在问肖童的事，于是答道：“去了。”

“工作做得怎么样，他同意不同意？”

庆春摇摇头，她跟着处长走进办公楼，一时不知该怎样描述昨晚在燕京大学湖边的那场无功而返的谈话。处长反倒见怪不怪地说：

“我早就料到了。现在不少年轻人，包括一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不知忘到哪里去了，和自身的利益无关的，一律不感兴趣。一点献身精神都没有。过去五六十年代，公安机关要是让谁协助完成个任务，那都是争先恐后啊，那是对自己政治上的信任啊。真是时代不同了。”处长感慨万千似的，然后说：“你再耐心做做。工作吧，实在不想十也不能强迫。你告诉他，如果他提供的情况对破案有价值的话，当然啦，得是那种直接的有决定意义的价值，我们可以给些适当的经济奖励，或者叫补贴吧。现在真是没办法，有些人不给钱就不干。”

庆春低头听着，最后表示一定抓紧再做做工作，“不过我估计希望不大，他要真的不愿意，这案子就只能另想主意了。”

处长说：“你们抓紧，外线再挂一阵我看必须停了，不能总是这么硬盯着。盯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们总的出路还是要把内线侦察搞起来，不能长期依赖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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